杏花村清香白酒史話：
清香白酒發(fā)展歷史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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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清、民國，隨著晉商的崛起杏花村釀酒技術跟隨晉商的足跡，傳播到全國各地，演變出多種風格的地方白酒，奠定了中國白酒業(yè)的基本格局。
到了明清時期，在白酒界甚至流傳著這樣一句話：“學會山西酒，腰無半文天下走”，可見山西釀酒技藝的影響之大。
千百年間，杏花村的酒一直頗具影響，如明代戲曲作家高濂編撰的養(yǎng)生食療專著《遵生八箋》，其中的《飲饌服食箋》共有三卷，收釀造類內(nèi)容17條。書中記載了釀造類中的羊羔酒等，均為宋代以來的山西名酒。
清香型酒的釀造技藝在明清時期曾在國內(nèi)得到廣泛的傳播。之所以能夠傳播開來，不僅僅因為杏花村的酒品質(zhì)好，還與當時的社會生活背景有著重要的關系。那就是持續(xù)了近半個世紀的“洪武十遷”。
“洪武十遷”，并不是確數(shù)，而是指當時明朝政府主導的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從山西向外大規(guī)模移民。
以政治軍事為宗旨的移民，主要指明朝初年的“洪武趕散”以及之后的強遷蘇、松、嘉、湖的富戶于南京，充實人口。1363年張士誠在蘇州建立根據(jù)地，自稱吳王，與朱元璋抗衡。1367年張士誠兵敗，朱元璋攻占南京。第二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，改元洪武。為鞏固政權，朱元璋下令將蘇州城內(nèi)原來支持和擁戴過張士誠的士紳商賈沒收家產(chǎn)，責令全家遷徙到外地墾荒屯田。
而以發(fā)展經(jīng)濟和穩(wěn)定社會為目的的移民活動，則以山西的大槐樹移民規(guī)模最大、涉及范圍最廣、計劃性也最強。據(jù)《明實錄》及諸多史料記載，這種移民活動，從洪武二年開始，一直持續(xù)到永樂末年。其中規(guī)模較大的移民活動前后共有18次，自洪武六年至永樂十五年。移民總?cè)丝诔^百萬人，遷民地區(qū)涉及今天的18個省市的五百余縣市。
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，來自遼州、沁州、澤州、潞安州、汾州府和平陽府的民眾從山西向外集體遷移。移民主要分別遷至京、冀、魯、豫、皖、蘇、鄂、陜、甘、寧等地。大批當?shù)氐木平吃诜谥莞泼裰校贿w往全國各地，而靠技藝吃飯的手藝人，自然會在新的環(huán)境中繼續(xù)釀酒，這無疑促進了杏花村酒技的傳播，加快了中國白酒業(yè)格局的奠定。
1644年元月，明末農(nóng)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以后，二月即率主力自陜西渡過黃河，由南向北，長驅(qū)直進。杏花村人得悉義軍要經(jīng)過杏花村，扶老攜幼，夾道歡迎，并懷著對義軍的熱愛之情，爭先恐后以杏花村釀造的美酒款待闖王和將士們。在杏花村百姓的熱情挽留下，闖王下令安營扎寨，在杏花村休整三日。闖王和鄉(xiāng)親們促膝談心，人們自豪地向闖王敘說了杏花村釀酒悠久的歷史和當年曾有過的“處處街頭揭翠簾”的繁榮景象，以及由于明朝統(tǒng)治者的橫征暴斂，恣意摧殘，許多酒坊都面臨著倒閉的困境。闖王聽后感慨萬千，就下令拿出錢糧來賑濟鄉(xiāng)親。鄉(xiāng)親們分到糧食，都歡天喜地，笑逐顏開。三天之后，闖王的義軍要繼續(xù)北進，鄉(xiāng)親們紛紛趕來送行。許多貧苦農(nóng)民還把自己的兒女送來參加義軍，讓他們跟隨闖王去為窮人打天下。闖王被杏花村百姓擁戴義軍的精神所感動，命人拿來筆墨紙硯，倚馬立書“盡善盡美”四個大字，過去缺糧斷薪的許多酒坊，因得到義軍的賑濟，重新收拾蒸鍋，又燒起酒來。
至今，杏花村里還傳頌著這樣一首詩：“醇香汾酒獻英雄，萬民擁戴起義軍，闖王留得題詞在，盡善盡美杏花村。
盡善盡美杏花村。杏花村的美酒，酒如其名，在明清時期深受世人喜愛，甚至成為當時官場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上等酒。
山西興縣人孫家淦任職直隸總督時期，清王朝認為燒鍋“無故耗費米糧”，于是“禁踩曲燒酒”，多次禁止民間釀酒。京師步軍統(tǒng)領衙門一次“拿獲燒鍋數(shù)起，且皆山西之人”，即誤認為是孫家淦“伊瞻顧鄉(xiāng)里，則燒鍋之禁必開”，不得奏皇帝。乾隆帝便讓軍機大臣傳諭，讓孫家淦留心。孫家淦在復奏中，講了一番頗有哲理的話，來說明燒鍋不能永禁的道理。他說：“今北地不種高粱，則無以為薪、席、屋之用，種之而取其秸桿，則其顆粒宜有所售。燒鍋既禁，富民不買高粱，貧民獲高粱，雖價賤而不售。高粱不售，而酒為必須之物?！?/span>
乾隆二年，甘肅巡撫德沛則以《為陳燒酒毋庸嚴禁以免國法紛紜事奏折》上書奏稱：“查甘省燒酒……至通行市賣之酒，俱來自山西。因來路甚遙，價亦昂貴。惟饒裕之家，始能沽飲?！歉适》钱a(chǎn)酒之區(qū)，向鮮私燒之弊，似可毋庸置疑?！闭f甘肅本不存在禁酒問題，因為甘肅所販售的全是來自山西的酒，且價格昂貴，只有富裕之家才能喝得起。
山西人自古就有釀酒的本領，一些人憑借一流的釀酒技藝開始邁出山西的大門，在全國各地做釀酒師或者開店經(jīng)營酒業(yè)?？梢哉f山西的酒商是生根發(fā)芽于山西本土，開花結(jié)果于中國各地。據(jù)《汾陽縣志》記載，當時僅在曲阜開設的酒店就有十多家，從業(yè)百人之多。
明清時期的北平釀酒工業(yè)就已形成行業(yè)規(guī)模。其中北平酒業(yè)會成員的組成情況清楚地反映出當時汾陽酒商的成功：北平南路燒酒公賣酒業(yè)公會會長可桂云是山西汾陽西陽城堡人，七大酒店的東家、大掌柜以及主要店員有90%以上都是山西汾陽、太谷人，可見汾州酒商不僅在晉商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在全國釀酒業(yè)中也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。可以說，汾州商人是晉商中當之無愧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據(jù)史料記載，乾隆時期，山西商人在直隸全省開設燒鍋1000余家，其中宣化府有燒鍋數(shù)百家，承德開設燒鍋200余家，每家有酒工少則十余名，多則三四十名，統(tǒng)計不下六七千名。
明、清、民國，隨著晉商的崛起杏花村釀酒技術跟隨晉商的足跡，傳播到全國各地，演變出多種風格的地方白酒，奠定了中國白酒業(yè)的基本格局。 民國時期的杏花村酒事業(yè)，無論從哪個角度講，在當時的白酒業(yè)都是首屈一指。在短短的幾十年間，創(chuàng)造了中國酒文化史上許多個“白酒之最”。
中華民國四年（1915年），晉商王協(xié)卿接手兄長的寶泉益酒坊，更名“義泉泳”，聘請寶泉益原總管掌柜孝義人楊德齡為經(jīng)理，并將村中另外兩家釀酒作坊“德厚成”和“崇盛永”協(xié)商合并。自此義泉泳企業(yè)實力不斷壯大，技術力量大大加強，生產(chǎn)的“老白汾酒”在當年美國舊金山市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，一舉奪魁，榮獲甲等大獎章，杏花美酒揚名海外。
